李开复他是一位信息产业的执行官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李开复生于台北市，祖籍四川省，目前居住于北京。在美国上大学时曾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同班同学。

李开复就读于卡耐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学博士学位。他在苹果公司工作了6年，主管多媒体部门;1998年加盟微软公司，并出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00年升任公司副总裁;2005年加入谷歌公司，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负责谷歌中国公共关系事务以及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的运营工作。2009年9月4日，李开复从谷歌离职，开创“创新工场”，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是指一个全方位的创业平台，旨在帮助中国青年成功创业，用于培育创新人才和新一代高科技企业。

李开复在语音识别、人工智能、三维图形及网络多媒体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在手机上用到的语音拨号功能就是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研发出来的，曾在1988年被评为《商业周刊》“年度最重要的科学创新”。

李开复于2004年创办了“我学网”，他希望我学网成为中国青年学生成长离不开的互助平台，为青年学生答疑解惑。他曾多次面向青年学生校园演讲，并出版《做最好的自己》《与未来同行》、《一网情深》等作品。今年10月，李开复辗转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在十多所高校进行公益讲座。

创业者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饥渴，渴望创业？第二，你是否愿意努力，拼命，辛苦？

中国人身上的创新精神，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有商务模式的，能够经济主导的创新思维。

我们选的人有三种：首先是特别有创意、点子很多的人;第二种是想问题、分析能力很强的人;第三种是埋头苦干型的工程师，专注工作，值得信任。这三种人我都很喜欢，我希望他们能达到1：2：2的比例。

惩罚应该是在道德或态度方面的问题，不会因为大胆尝试创新而受惩罚。

即便是下雨，在华南理工大学东区体育馆里，依然挤满了来听李开复演讲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挤在大门外“收听”———杭州、西安、广州，在李开复演讲走过的中国所有城市的大学里，几乎都是类似的景象。

今年9月，李开复辞掉谷歌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的职位和总部千万美元期权的挽留，成立创新工场，目的是希望以天使投资的方式组建中国青年创业者的“黄埔军校”，关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尽管业界有声音指称这种做法过于理想主义，成功的创业者难以批量生产，但对青年创业者来说，创新工厂拥有毋庸置疑的巨大吸引力：对他们来讲，这不仅仅意味着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更意味着另一种价值观、另一种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

一个产业、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人才，近期温家宝总理关于中国人才培养的反思，更引发整个国家对教育制度的大讨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李开复侃侃而谈，他聊到了如何在青年人中培养创新人才，谈到创业者应该如何追随内心的声音，还有他的第四本书《世界因你不同》希望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谷歌等新媒体的出现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不要小看商务创新”

南都：最近，整个社会对人才培养体制的问题都很关注，如何不仅仅出好学生，而且出真正的杰出人才———我们看到温总理对这件事都挺着急的。我们注意到你创办的公司名为“创新工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似乎缺乏创新能力，即便是在互联网行业，很多都是在国外有了类似模式后，本土公司再进行仿效。怎样才能为年轻人建构出一种创新的体制，或者说，挖掘出中国人身上的创新精神？

李开复：我觉得中国人身上的创新精神，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有商务模式的，能够经济主导的创新思维。你看，中国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它们的产品都是有创新的，比如拿腾讯和M SN比，它们刚开始时一样，后来就有了不同。

南都：但那种模式算改良，或者应该说“改善”吧？

李开复：不过，现在腾讯靠IM （即时通讯）赚钱，微软靠IM赚不了钱，所以我们还是要夸奖腾讯，能够被一个外国创意的灵感所激发，做了一个拷贝，再将之发扬光大，做成了一个更符合中国人、更有趣、甚至能赚钱的产品。

比如说淘宝，他们想了几个点子，克服了中国人不愿意网购的问题，把中国人从“不网购”带入今天的“全民网购”。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创新的，只是他们是一种商务模式的创新，而且是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创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缩影——— 反映了当下在中国迅速进步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创新模式。你想要中国再创一个G O O G LE出来，真的再创一个崭新的所谓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这就不符合今天中国的发展状况。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某些创新——— 比方说，稻米的基因工程就是中国最大的创新，这是基于一种需要造成的创新。此外，基于商务的创新也不容小觑。有人说过，需求就是创新之母，为需要而造出来的创新才有用。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心，今天的中国也许不容易创出微软或是谷歌，但在未来，这完全是可能的事情。

话说回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创新更大化呢？这又回到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方式非黑即白，只是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学会它，背会它。老师的职责仅限于传道解惑。但是你去美国，比如斯坦福大学、CM U （卡耐基梅隆大学）去看看的话，老师的职责不是传道解惑。当然，传道是基本，但是世界上大部分问题，并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靠背诵就能理解的，需要你从多方面去看，去理解，然后再学习如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直到无师自通。哪一天，中国教育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期望，中国也许将要诞生一个微软或是谷歌。

南都：你过去担任过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在谷歌中国，你的工作之一就是招聘人才。对于招来的新员工，你会不会进行一些“清空”的工作？因为他之前可能受教育体制的影响，而形成思维上的一些条条框框。

李开复：还好，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挑选的都是融汇中西的人才。一个申请加入谷歌、微软的人，他可能本身就倾向或希望有一个充分自由的机构能发挥其才华，能够思考，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上的组件。这是一个双项选择的过程。

“用利益捆绑达成团队合作”

南都：从你宣布创新工场成立的消息到现在一个月时间，就已经收到了3万多份简历，现在创新工场也招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工程师，“007”号员工，选择人才的标准和意向是什么？

李开复：我们也很幸运能够在这么多优秀人才中进行挑选。我们选的人可分成三种类型：首先是特别有创意，点子很多的人;第二种是想问题、分析能力很强的人，看产品可以看出很多核心点，分析问题很清楚，伶牙俐齿，沟通能力很强;第三种是埋头苦干型的工程师，非常专注地做他的工作，非常值得信任。这三种人当然都会编程，都是工程师，而且这三种人我们都很喜欢。

南都：在中国不是第三种人比较好找？

李开复：第三种比较好招。但是这三者，我希望能是1：2：2的比例。因为点子多的人太多，也是一种麻烦。负责动手和负责分析的人各一半，这种比例比较合适。

南都：你之前说过，在创新工场中会让优秀人才组成自己的团队，甚至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子公司，这将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搭配组合？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中国人可能是了不起的，但五个中国人组在一起，可能就没有五个日本人组成的团队那么有战斗力……

李开复：我们会确认每个人团体合作能力都没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们之间会有一种利益的捆绑，一种强烈的利益捆绑：因为他们如果把一个项目做成功了，项目里的每个人都会分到干股，成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他在团队里不合作，自己赢了，别人输了，其实整个团队也输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一种自然的动力，让他们不会做这种破坏。

“用你想被管的方式去管理别人”

南都：我们有一次听到你的员工讲这样一个故事，你在谷歌的时候，曾经用一个电梯的模式来启发工程师？

李开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这样的酒店，电梯不是按上下的，他是问你要按几楼的，然后电梯来了，你进去，它就到了你要去的那个楼层。那次我就问员工，这样的电梯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如果一个人不能马上想出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较守成规的思维方式——— 这种问题我们平时招聘的时候会问，聊着玩的时候也会问。这不是智商的问题，这是你在一个教育环境里思维的问题。

南都：就像你的书《世界因你不同》里提到的那样，小时候你的母亲给了你一个宽容的环境，并没有因为你的调皮、比如把家里的钟都拨慢1小时而惩罚你。在你看来，氛围是不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开复：惩罚应该是在道德或态度方面的问题，不会因为大胆尝试创新而受惩罚。

南都：我此前采访一些国内本土科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