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市教委、西南大学扫盲中心编写联合编写了一本《新编实用扫盲教材》，书中对新一代的“文盲”提出了全新的诠释。在该教材中，首次将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作为“文盲”的对象，因为和传统的“文盲”定义有着巨大差别，所以该规定与该教材一经面世即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讨论。其中引起众多人士关注的对方在于，《新编实用扫盲教材》较之传统观点，其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也作为该标准的定义因素之一。

在信息化时代，当互联网已经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的杠杆的时候，对新的“文盲”的定义标准则反映了互联网发展带给了这个时代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现象。纵观《新编实用扫盲教材》与普通民众对“文盲”定义的差距，除了在名字和定义范围之间的有着不同之外，更多的差距还在二者之间的出发点上。当互联网时代文盲开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要重视的现象的时候，传统的道德界限是当前互联网必须要遵守的道德规范之一。

因为互联网的自由、开放与便利特征，因此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捷径从而达到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目的，这样的行为于是便成为了这个时代屡见不鲜的现象。前些年当一个当红少年作家被法院判决抄袭的时候，其对于最终的判决结果仍然不以为然;如果说互联网的便利给这样急功近利的人带来了一定的投机取巧的话，那么互联网的扫盲更应该以这样的道德要求作为扫盲的底线;而在传统的现实生活中，做人的道德诚实与否也成了定义一个人的最低界限。

当互联网打开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之后，在这个平台上的任何事件都要受到传统界限的约束，这是任何互联网扫盲都不可忽略的地方。当“南京彭宇案”的不公判决已经成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案例的时候，我们的时代正在逐渐失去最基本的色彩。

无论是新商业还是新模式，在互联网自由、开放的平台中，对现实生活中最基本道德的遵守，是一种时代发展必然的要求。当越来越多“让领导先走”、“我没有抄袭，只是借鉴”之类的话语成为互联网上的典型现象时，我们的网络文化正在经受一场浩大的冲击。而在互联网上，一个人的做人准则和做事准则，比如那都要以传统界限的底线作为依据。

在互联网道德和素质面前，不管是美少年作家还是博导教授，一旦缺乏最起码的现实素质，一律需要扫盲。文/朱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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